2月日举行的第届奥斯卡奖，堪称是韩国电影的节日。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的《寄生虫》“爆冷”拿下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原创剧本、最佳国际影片四项大奖。

东亚电影的崛起，不是突然而至。

“我个人预计,在未来五年内,世界电影的重心会转移到亚洲,更明确一点,会转移到以中日韩三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。”年月7日，韩国著名制片人李柱益在釜山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时如是说。

华语熟练的韩国人李柱益，是电影《黄沙武士》《七剑》的监制，对东亚电影有深刻的理解。

一个个案

从电影票房产出以及电影工业的发展看，李柱益所言不虚，早在两年前年，即李柱益所说的年的五年内，中国票房已经位居全球第二，韩国日本票房并列全球第四。

但从电影艺术看，东亚电影成为世界电影的重心了吗？或者说，《寄生虫》连获奥斯卡四项大奖，是目前世界电影的重心转移到东亚的证据吗？

很显然，不是。《寄生虫》在奥斯卡上的风光，只是一个个案。

第一，从电影《寄生虫》文本说，它满足了国际影展评委，特别是西方影展评委的价值观。

第二，《寄生虫》类型化的表达外壳里，堆满了寓言式的细节，这满足了英语电影主创对东方的窥探欲，就像部分华语片数十年前在戛纳、威尼斯、柏林影展所得到的待遇一样。

第二个因素是《寄生虫》获得最佳国际影片奖（之前的最佳外语片）的主要因素。第一个因素，则是《寄生虫》进一步荣膺最佳影片的主要因素。

简单说，《寄生虫》用一个西方影展评委感觉新鲜的表达形式，表达了西方十分推崇的自我标榜的离经叛道价值观。

《寄生虫》满足了谁的标榜？

《寄生虫》在本届奥斯卡上获得褒奖，最根本的原因，在于其题材内容，满足了当前西方评委对于离经叛道的一种标榜。

奥斯卡的价值观，一直在两个方面摇摆，一种是对传统的尊重，一种是对离经叛道的标榜。本届奥斯卡提名片里，以一战为背景的《》，以二战老兵视角讲述美国有组织犯罪的《爱尔兰人》，沉湎于业界叙事的《好莱坞往事》，以二战背景的《乔乔的异想世界》，都属于对传统尊重的作品，也是奥斯卡的老套路之一。

而阶层对抗为主题的《寄生虫》《小丑》，则同属于离经叛道的阶层话题范畴，它们的不同在于形式，前者不动声色，后者歇斯底里。

这一次，离经叛道胜过了对传统的尊重。

“《寄生虫》讲述了两个家境天差地别的家庭产生交集的故事。影片呈现了人们共同生活中的欢笑、恐惧以及悲伤，”奉俊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。“这听起来或许有些自我矛盾，但两个背景截然不同的家庭也反映出了普遍存在的贫富差距。”

《小丑》在北美大热，就体现了西方文化目前的一种如鲠在喉的积怨，即阶层的平等。阶层的不平等造成的上升通道的狭窄，是目前西方文化最为焦虑的部分。《小丑》电影中展现的，现实中美国影院里的枪杀案，都呈现了对抗这种阶层不平等的无计可施，只有暴力。

《寄生虫》讲述了这种阶层不平等，而且告诉了西方文化受众，这种阶层不平等的根源，是经济的不平等。

电影片名《寄生虫》，形式上在讲述穷人以“寄生虫”方式进入富人家庭。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家四口，父亲基泽是个无业游民，育有多岁的女儿基贞以及小儿子基宇。他们和家中的母亲一起住在脏兮兮的地下室里。导演奉俊昊表示，一家人只希望“能过上平凡普通的生活”。偶然间，他们发现了改善一家人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新路子：侵入另一个家庭。随着奉俊昊深入展现这一家人的生活状况，并不断增加影片中的幽默元素，故事发生了多次出人意料的反转。在影片尾声，观众们或许会思索到底谁才是“寄生虫”。

在西方文化中，不平等是在种族、人权等概念上，而不是经济上，倡导市场经济的美国，身处经济的不平等之中，但电影中鲜有表述，美国电影以表现中产家庭为常态。谁才是寄生虫？《寄生虫》以一种工整的类型电影形式（保证了情节上的好看），讲述了西方文化想说却没有说出的东西，对西方影展评委而言可谓正中下怀。

《寄生虫》为何胜过《小丑》

同样是以阶层话题刺激观众的《寄生虫》与《小丑》，为什么《寄生虫》取胜获得最佳影片奖？

首先是《小丑》本身艺术性较低与逻辑漏洞摆出，导致影片本质是一部令人激情上脑的爽片，是彻头彻尾的商业之作。

《小丑》有一个文艺片的外壳：精神病人的内心世界，对卑微的关注，“反英雄”式的主人公设置。但无论从国际推广还是故事结构看，影片实际上是一部十足的商业片。影片以多万美元的成本，全球获得了超亿美元的票房，影片的推广非常成功。

作为漫改人物的小丑是一个另类的超级英雄，或者是反英雄的设置，他卑微，他有精神病，他被侮辱，他就是一个重压下的社会弃儿。然后无尽的深渊，他完成了所谓弱者的反抗，成为明星，然后杀人，复仇。《小丑》在完成一个逻辑漏洞百出的弱者的反抗故事后，不仅彻底沦为了一个网络“爽文”。

仍愿意以艺术性为标榜的多名奥斯卡评委，如果认同《小丑》为最佳影片，通俗点说，他们自己都感到掉价。

其次，《寄生虫》将阶层问题，浓缩于一个家庭，把过于多的隐喻集中于一部影片中，奉俊昊成功地以类型电影的细节组合了这些隐喻，让《寄生虫》表面上看情节密度超高，这也许是部分观众对该片感到惊喜之处。

从技术处理看，《寄生虫》获最佳国际影片实至名归，获得份量更重的最佳影片，在于其高情节性显示了影片的高能，而高寓言性让人感觉新鲜，影片呈现的魔幻现实主义，让人产生了现实主义作品的错觉。特别是影片具有奉俊昊式的幽默，影片步步为营的情节铺陈，每个戏剧化的细节，都属于东方的文化，这对于戛纳评委和奥斯卡评委而言，都有一种窥探欲的满足，而且这种窥探欲涉及了东方文化的多个侧面，个人、家庭、阶层。

奉俊昊能，张艺谋为什么不能？

奉俊昊能获得奥斯卡的褒奖，中国导演张艺谋为什么不能？

张艺谋作品曾被提名3次竞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，分别是年的《菊豆》，年的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和年的《英雄》，但都铩羽而归。

东方电影作品对西方文化窥探欲的满足并非新鲜之举，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《菊豆》等张艺谋早期作品在西方影展上获得认可，这种窥探欲的满足因素不可小觑。只不过，张艺谋的大多数作品不是现实题材，张艺谋的现实题材又在类型化故事方面差太多。

当然，《寄生虫》所谓的现实主义，过于寓言化和巧合，其实是魔幻现实主义，而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。但对于将《寄生虫》当作窥探东方窗口的西方影展评委而言，乐于将《寄生虫》的模糊现实主义当作真正的现实主义，评委们只是认同一种与西方文化似是而非的阶层对抗话语，哪管你是真的现实主义还是假的现实主义。

奉俊昊能获得奥斯卡的褒奖，中国导演张艺谋为什么不能？另一个关键因素，在于表达主题的根本性区别，奉俊昊电影中表达是阶层对抗这种“似是而非的西方文化”，而张艺谋的电影，依然是正统的东方文化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倪自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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